她们个个百战余生浪漫不属于这支部队

曾给一位导演看了一张照片,顿时引发连珠炮般的追问。对方一定要弄清楚,这位头戴贝雷帽、英姿飒爽的女军官的确是抗战时的中国军人吗?

我告诉他,这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无线电营教导员王一知上尉。1940年,在数十万关东军压向中苏边境的情况下,这个清秀的中国女军官却跟随着游击队长单立志毅然渡过黑龙江,在枪林弹雨中寻找她仍滞留在南岸和日军苦苦鏖战的丈夫。

东北抗日联军?那么她是共产党了,怎么共产党在抗战的时候会穿这样的军服?怎么她还会有一个上尉的军衔?我国不是1955年才开始实施军衔制的吗?

我说这有什么奇怪,她们那支部队都是这样的军服。甚至按照条令,这支部队的女兵无论在怎样的寒冬都是只穿裙子的。另外,我指了指王一知上尉左侧衣兜上方,您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这是跳伞纪念章。这个旅的官兵人人都能跳伞、会攀登、会游泳和滑雪,部分同志会使用电台收发报、会照相、测绘、制图、爆破等技术。

对,这也是抗日红色武装中唯一的一支伞兵部队,他们曾在东北对日军发动过一系列的伞降作战……

30分钟以后,这位导演拍案而起——我要拍这支部队!我要让这段历史的浪漫重现银幕,题目就叫《黑龙江畔的风之子》!

导演的激情无法感染我。因为,浪漫不属于这支部队。这支部队中的中国人,无论男女,每一个都是百战余生。他们战友的墓碑,至今还屹立在西伯利亚的白桦林中,在风中眺望着咫尺之遥的故国!

抱着枪支入眠武器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了解这些女性,首先要了解她们所在的部队。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初的名字叫做中国特别旅。1942年成立于苏联远东的维亚茨克小镇,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它的成员除了部分苏方补充人员和从当地征召的中国战士外,均为撤退到苏联的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官兵。在这里,他们接受了苏军提供的服装、武器,按照特种部队的标准进行训练,甚至使用了与苏联军队相同的军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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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靖宇,泽地久枝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她记得,日本移民和伪满职员中流传着这样哄小孩的儿歌:“别哭,可爱的小孩,你哭,怕‘杨匪’出来”。如果说,在写作的初始,泽地还带着旁观者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旅程,那么随着追踪的过程,她的感受变得不再那样理性。她记录道,听着被访者描述中国抵抗者的殊死苦战,“作为同样被这块大陆养育的孩子,我的胸中有着难以言喻的炙热之痛。”

她所说的“抵抗者”,便是东北抗日联军。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曾派遣大批优秀成员前往东北投入抗战,包括杨靖宇、赵尚志、张甲洲、于天放等,大大加强了当地的组织力量。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区域依托于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系,形成南满、北满、吉东三大地区,部队编成11个军,其中由第一、第二军组成的第一路军活动于南满,其主要领导人包括杨靖宇、魏拯民等;由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组成的第二路军活动于吉东,主要领导人周保中、崔石泉等;由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组成的第三路军活动于北满,主要领导人为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等;另有第十军汪雅臣部作战于距离哈尔滨直线距离只有115公里的五常地区。

抗联的所谓军,实际兵力并不多。这其中,实力强的第三军总兵力为6000余人,其余各军总兵力多在一两千人左右。1938年,其总兵力,包含接受抗联指挥的义勇军、山林队,接近5万人。这支部队的很多成员从1931年起,便和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抗争,他们是早发起抵抗的中国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苦战了1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中国,除了东北抗日联军,没有谁有这样漫长的抗争。

她们的血色青春每一天都是在与敌殊死抗争

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相对应,1938年开始,作为从远东进攻苏联的准备战役,日本关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连续发动大规模讨伐作战,将兵力压向作为中苏界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到1941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前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远东红军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在这一年年底,关东军的总兵力竟然达到了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这种疯狂的增兵连美国都因此而陷入迷惑,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都没能判断出日军已经铁了心决定南进。

www.2138com,即便是日军南进,在黑龙江畔,仍然留了数十万兵力,直到战败前夕也没有减少。

日军的剑拔弩张,在黑龙江以北引来一阵阵风声鹤唳。前苏联远东红军的数十万兵力也逼近边境调整布防,频频演习严阵以待。

当日军全力扑向中苏边境时,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北满和吉东,正夹在这两大军事集团之间!为了扼守这块中国人在东北的后阵地,东北抗日联军的部队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

这种抵抗的顽强程度令人震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亡了国,波兰亡了国,荷兰、挪威亡了国,却没有一支军队的总司令战死沙场。而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任总司令杨靖宇、赵尚志都死在战场上,抗联的大多数将领都没有能够活到战争结束。

2012年,笔者在哈尔滨采访了已经92岁高龄的抗联女战士吴玉清。从依兰坐了几个小时汽车来到哈尔滨的她,个子只到笔者的肩头,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人,完全看不出原抗联第五军女战士的样子。

她说仗打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连女兵都上了前线,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能和日军讨伐队遭遇。面对严峻的局势,各部队的后勤人员都开始发枪。吴玉清拿到的,是一支小马盖子枪,她用这支枪一直用到撤入苏联。

“那时候已经不分前方后方了。”在黑龙江尖山子,五军直属部队和日军打了一仗,她身边的于秘书腿部中弹,吴玉清背着他撤下火线。于秘书个子高大,而吴玉清又瘦又小。情急之下,她想到了一个办法,用绑腿把于秘书绑在自己身上,拼命地背着他跑。跑一路,血洒了一路。眼看快到密营了,于秘书却因动脉被打断,流血过多死在了吴玉清背上。“我把他放在雪地里,问他:你咋死了呢?你咋就不等一会儿呢?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我的泪水,他的血水流在一起啦,冻成了冰溜子,我就坐在雪地上,守着他的尸体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