吁求利益群体保持理性固然重要,但更关键在于“关键少数”能坚持职业理性,记者客观报道事实,法官作出公正裁决,意见领袖表达冷静的判断

医学的进步离不开患者的宽容。重建医患信任,需要理性的社会心态和良好的舆论环境,更需要有力的法治保障。

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一院,患者李某因对医生的医疗建议不满,持刀向4名医生行凶,致一死三伤。当晚,有网站刊登新闻后附带“读完这篇新闻后的心情”调查,6161人参与投票,其中选择“高兴”的竟高达4018人,占总数的六成以上。这引发了人们对医患关系新的思考。网络调查结果可靠吗?真有六成人对医生被杀感到高兴吗?医患矛盾究竟是不是解不开的死疙瘩?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媒体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很多经常上网的人都忧虑于这样的网络现象,那就是阶层在网络上的撕裂。网络似乎并没有带来交流,而是让各利益群体的立场更加固化和强化了,使很多话题变得极端化、尖锐化、对立化,变得不可讨论。一事当前,很多人不问真假是非,只凭利益立场站队。医患发生冲突,医生骂患者,患者骂医生;涉警话题,警察站一边,网民站另一边;航班延误,民航工作者与乘客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站在各自立场上互相在网上对骂。

最近,山东某电视台报道了一则新闻:潍坊一名女子剖宫产后寝食难安,后经检查,发现医生「遗忘」了一块纱布在腹内。医院解释,该产妇系疤痕子宫合并前置胎盘,采用纱布止血和缝针并非「事故」,而是常见的抢救措施。尽管纱布已经取出,但产妇仍拒绝出院。在网上,「纱布门」引发的争议持续升温。

一问:

为什么不能互换一下角色,为什么不能将心比心,为什么不能将事实置于立场之上,为什么不能超越利益立场而寻找共识?我觉得,寄望于相关利益方能够理性、客观和冷静地超越利益立场,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甚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幻期待。站在自身利益立场说话,这是人的人性和社会性的本能,是人之为人无法超越的弱点和局限。在现实中,“将心比心”和“角色互换”,部分理性的人或许可以做到,但很多人并不能做到。

医学是一门探索性科学,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不完美性等特点。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医生只要能保住患者生命,即便存在技术上的瑕疵,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医生需要根据情况作出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要求医生每一次手术都完美无缺,那么,世界上恐怕就没有医生了。

怎么看待六成人“高兴”?

怎么办呢?任由这种对立和对抗发展下去,从而使不同阶层和群体不可调和的对抗越来越激烈?不是,我一直认为,群体间的对抗不是大问题,人们站在自身利益、立场去表达,甚至很情绪化地自说自话,只顾立场不顾事实,也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大众就是如此,大众天然带着情绪和盲从的“原罪”,是“非理性”的代名词,永远别指望所有人都能保持理性思考。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的“关键少数”保持理性,社会就不会变得多糟糕。

在本次事件中,纱布为何留在产妇腹中?医院的解释是,因为缝针挂到纱布,不能强行取出,而缝针挂到纱布是在没有办法的前提下盲缝了一针。如果不果断缝针,可能就会因大出血而切除子宫。倘若切除子宫,医生并无过错,患者却遭大罪。显然,缝纱布比切子宫更符合患者利益。

编辑:6161人参与投票,其中选择“高兴”的竟高达4018人,超六成之多。这应该怎么看?

哪些群体是这个社会的关键少数呢?比如媒体人、法官、公务人员、意见领袖等,比如那些从事跟公共利益相关职业的群体。

因此,医生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即便手术有点缺憾,也应当给予理解。毕竟,医学的进步离不开患者的宽容。

王水雄:这个结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首先,它的抽样方式并不是科学严谨的,只是一个很随意的抽样。它附在这则新闻之后,吸引的参与者往往是带有某种情绪偏好的人群,比如对医患关系不满的人。结果是偏颇的,不能代表整体网民的意见。

具体来说,医生如果站在医生立场说话,不是大问题,患者为患者代言,这是本能,甚至有些网友偶尔说一些极端的话,也没必要把这种极端情绪太当回事——但是,如果两方发生冲突时,媒体并没有站在医患中间客观地报道事实,理性地评论,而是跟风站队,或寻找一个能给自己带来“眼球利益”的立场,也把自己当成“患者”,带着“为某一方维权”的立场去报道,就是大问题了。当两个群体发生冲突时,媒体人应该是引导理性思考的“关键少数”,记者的客观报道应该引导双方去关注事实而超越情绪,媒体的理性评论应该给偏激的情绪降温。毕竟,多数人都是旁观者,而不是当事人,即使旁观者一开始会去站队,但看到媒体报道的客观事实后,也能够作出理性判断,从而成为“公正的旁观者”。

医患是一对矛盾体,双方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各自利益。无论哪个国家,医患纠纷都不可避免。当患者感觉身体受到伤害时,对医方行为提出质疑,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但是,鉴于医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仅凭个人有限的知识,很难判断是非。如果医患双方各说各的理,难免会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徒耗精力和时间。

人民日报谈「纱布门」:媒体别成医患冲突「助燃剂」。其次,网络调查具有匿名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可信度。一些参与者并没有表现出真实意愿,而更多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且在网络传播的调查中,存在重复发言重复表态的现象,这也会降低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但如果作为“关键少数”的媒体,不是客观报道事实,而是火上浇油,用非专业的报道刺激双方,让医生更愤怒,让患者的受迫害情绪强化,只会让本就愤怒的两方往更愤怒的方向狂奔。当医生觉得媒体在报道时戴着有色眼镜,医媒关系会比医患关系更对立,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这就需要有一个权威公正的第三方出面调解,拿出客观的结论,让双方达成共识。目前,各地普遍建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拥有一批具有法律、医学等背景的专家。通过第三方调解处理医患纠纷,是最快捷、最省心的办法,符合医患双方的利益。

第三,网上的阅读习惯,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引导作用。选项的设置也有影响,有人就喜欢去勾选非常刺激的选项。在这种调查里,对选择的样本有“试调查”吗?选项全面概括了人们可能的态度吗?调查的设计刺激了更多的人来参与吗?……冷静下来,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因素,都应该被追问。

跟媒体人一样,法官是这个社会更为重要的“关键少数”,因为他们执掌着能定纷止争的司法。一个觉得自己受到欺负、侵犯、迫害的人,即使再情绪化,在网上的表达再缺乏理性,可他还是寄希望于法律给自己带来公正的。有一个群体,必须始终站在公正立场,就是法官。很多矛盾之所以不可调和,一些利益群体之所以用非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就在于对正义的底线失去期待,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相信法官能给自己带来公正。医患对立不可怕,官民撕裂也不是可怕,可怕的是,一些人对法官这个“关键少数”不再信任,对借助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失去信心。

但是,在「纱布门」事件中,患方却关上了理性对话的大门,拒绝走调解或者司法程序,企图以闹取胜,索要高额赔偿。如果任凭这股风气蔓延,纵容医闹行为,医患关系必将受到重创。

编辑:但是这项调查是不是也能反映出一些真实的意见呢?

此外,意见领袖也是“关键少数”,当利益群体变得越来越对抗,而引领着公众意见的舆论领袖也失去讲理的耐心,或被利益操纵,或为追求“网红”效应语不惊人死不休,或为了点击量不择手段,或迎合多数暴力而不顾社会责任,那就会变得非常糟糕。

在医患纠纷中,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舆论导向正确,能促进医患和谐;舆论导向错误,会加剧医患对立。当医患纠纷发生后,患方往往以弱者自居,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给医方施加压力,以达索赔之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更应坚持客观公正的第三方立场,小心求证,慎下结论,而不能先入为主,主观臆断。

王水雄:这个是肯定的,虽然这项调查并不科学全面,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至少在此次调查中,有人对医院和医生是有怨念的。不管是不是60%,就算只是很少的人认为这件事“高兴”,也是值得重视的。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吁求利益群体的理性,而在于这个社会的“关键少数”能够保守自身的职业理性,记者客观报道事实,法官作出公正裁决,意见领袖表达冷静的判断。有了“关键少数”捍卫理性的防线和底线,社会就不会坏到哪里去。

一般来说,新闻报道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在事件发生之初,报道可能会存在一些偏颇甚至错误。随着更多证据的出现,媒体应不断纠偏,力求使报道接近事实,最终将完整的真相呈现给公众。在采访中,记者不能偏听偏信,而应坚持真实、客观、平衡的原则,让当事双方都有机会说话,维护媒体的公信力。

王小章:我们不能仅仅从医患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而应该从尊重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调查更多反映出来的是我们的一种社会心态,是对生命的蔑视。现在社会上因为小摩擦一言不合,拔刀相向闹出人命的事情不少,不仅仅针对医生。这更多地说明了当今社会中有一种非理性心理的存在,就像在这个案例中,在网络上表现出来的群体心理宣泄,这非常值得警惕。

即便开展舆论监督,也应出于善意和诚意,着力推动问题解决,而不能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煽风点火,激化医患矛盾。总之,媒体应成为医患裂痕的「黏合剂」,而不是医患冲突的「助燃剂」。

同时,在医生群体中,也有人应该反思。因为医患相对而言,医生往往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确实有人看不起病、有人花了冤枉钱,导致了怨恨情绪的产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人的一生,谁都离不开医生。医患对立,两败俱伤;医患和谐,人人受益。假如在「纱布门」之后,医生不敢冒险,患者不敢看病,医患关系更加紧张,那将是全社会的灾难。

二问:

重建医患信任,需要理性的社会心态和良好的舆论环境,更需要有力的法治保障。但愿「纱布门」成为促进医患和谐的新契机,而非挡住医患信任的一堵墙。

医患关系真是死结吗?

编辑:网站的调查,引起了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新思考。甚至有人认为,医患关系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的医患关系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记者:从总体上看,我国医患关系的主流是和谐的。据卫生部统计,2011年我国的门急诊量达62亿人次。在如此庞大的就诊人群中,绝大多数患者是满意的,也是信任医生的。如果医患关系恶化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谁还敢到医院看病?

医患关系如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是正常的,但在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医患冲突,则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编辑:那么,根本症结在哪里?

记者: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通俗地说,“治好了,你就是天使;治不好,你就是魔鬼”。

医患矛盾绝不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而医院作为一个与百姓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窗口”,自然最容易成为引燃社会情绪的导火线。

前些年,随着公立医院被推向市场,医生有了“创收指标”,大处方、滥检查等现象随之泛滥。由于我国居民医疗费用自付比例较高,医生过度治疗,相当于直接剥夺患者的财富,从而导致医患之间出现“经济对立”,这是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体制下,医患关系蜕变为一种经济利益关系,而非救死扶伤的关系。因此,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或发生医疗意外,一些患者就会迁怒于医生。

编辑:医患关系是解不开的死疙瘩吗?怎样才能解开呢?

记者:医患关系并非一个“死结”,而是一个“活结”。医患之间,要学会“换位思考”。只有相互信任、相互理解,才能走出信任危机,重建和谐。

从医生来说,应该用心对待患者,既要解除患者身体上的痛苦,也要关注患者的心理感受。虽然医学不能包治百病,但至少可以情暖百家。

从患者来说,也要体谅医生的压力和不易。医生是一个高风险、高技术的职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们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在收入并不高的情况下,为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因此,全社会都应树立尊重医学、尊重医生的良好风气。

医患之间的共同敌人是疾病。从根本上说,重建医患信任,需要加快推进医改,彻底消除医患之间“经济对立”的根源,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医改的成果。

三问:

媒体火上浇油了吗?

编辑: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关于医疗事故、医患关系之类的报道中,负面的事件很多,这说明什么问题?医患关系在持续恶化吗?

记者:记者拨通了数名知名学者的电话,他们都不愿意公开发表意见。有人明确表示,虽然不赞同媒体对医患关系的过度炒作,但本人不愿意跟大众情绪“对着干”。

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者表示,媒体报道,有其偏好。传播有这么一条规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万件医患和谐的事儿,因为并不反常,没有关注价值,所以一般也不具备报道价值,媒体往往不会报道,更遑论跟进;一件不良医生欺负患者或者患者使用暴力手段袭击医生的事儿,因其违反常规,极具社会关注度,媒体会争相报道甚至大规模跟进,并且在报道角度上往往有凸现极端、异常的倾向。一万件好的里有一件坏的,结果进入公共视野的只有这一件,传播效果上便出现了“老鼠屎”效应:一粒坏了一锅粥。其实,医患关系的状况并没有我们从媒体上得来的印象那么糟糕,媒体现实和社会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医患关系是否在恶化,需要严谨的调查研究,不可想当然。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年来,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患者权益的维护都是重要推动力。但是,在网络时代,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获得更大的轰动效应,放弃了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媚俗化的倾向。这些做法对于医患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缝肛门”、“八毛门”等,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编辑:媒体不应该站在患者角度说话吗?

记者:相关新闻传播学者表示,媒体应该客观中立地报道社会事件。尤其是在对待类似医患关系等敏感话题时,更应该以事实本身的是非曲直作为报道取向的依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看人下菜碟儿,人为地偏向于任何利益相关方。作为有社会责任的媒体,应该准确、全面、客观报道事实,不去人为夸大。多传递温暖和希望,少传递冷漠和绝望。因为,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对求真也是一种背离,从效果上看,也会让公众产生认识偏差,甚至会激化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这对社会和公众都没有好处。媒体理应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压器,成为沟通医患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