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经济学文化

进入专题: 社会建设
 

一、中国封建社会能否滋生近代社会因素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自身能否滋生新的近代社会因素,能否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外学者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歧点。不同学术观点和理论见解尽管很多。但归结起来只有两大学派:一派是不变论、无发展论、停滞论;另一派是变迁论、发展论、转型论。这两派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在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期,即15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表述多种多样,但共同点都是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不变,没有发展,自身不可能产生近代性因素,只有靠西方文明的冲击才能打破平衡状态,向近代转变。这一理论由来已久,并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它最早出现在19世纪欧洲伴随完成工业革命加强对外扩张之时,其时一些人污称中国是“一具涂着香料、裹着丝绸、写着象形文字的木乃伊,它的内部循环就如同一只冬眠鼠那样”。20世纪初叶,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给中国历史“停滞论”涂上理论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秋泽修二等人鼓吹中国历史具有“停滞”、“倒退”与“循环”的特性,只有依靠外力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其后,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论与“传统——近代”论。认为凡是近代的就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停滞不变的,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变的创始者。再后,自称“与共产党决裂”的魏特夫为了与共产主义进行“战斗”还抛出了“东方专制主义”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了中国明清时期“高水平平衡陷阱论”、“有增长无发展论”、“过密型商品化论”、“明代倒退论”等。从而把“停滞论”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形态。国外的中国“停滞论”被中国学者引进到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提出了近代资本主义西欧文明特有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论及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封闭性最强的中国单纯农业经济论。自从中国历史不变论、停滞论出现之日起。中外学者即不断与之商榷和争鸣,并在争辩中使中国历史发展论、变迁论得到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明清时代的中国已经出现了近代社会因素。二、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在晚明起步浅谈新经济学文化_论文精选_好文学网。西汶艺术网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人类社会又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因此。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较大变化。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是否发生了转型,应该做全方位的、综合的与整体的评估,既要看其社会经济,也要看其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变革、思想意识、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可以看到,至明代中后期,古代封建社会业已高度成熟,在明成化、弘治与正德年间(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叶),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苗头已经出现;明嘉靖年间至明末(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中叶)。新的近代社会因素更为普遍而显著地增长起来。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开始启动。这里所讲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有其特定含义,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这是一个十分漫长、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转化程度、形态和特点。此处的社会转型起系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近两千年的向前发展,至明代后期已经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这些新因素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封建社会而与未来的近代社会相同。它们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然后引起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关系、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发生相应变化,传统古代封建社会已经发生局部结构性变换。新生的先进社会因素代表了社会的未来。显示了社会的新走向,因而,各种新因素纷纷出现的明代后期显然就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西汶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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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6-08 21:30点击: 次来源:好文学作者:佚名评论:- 小 + 大

周晓虹 (进入专栏)
 

这里是一篇新经济学文化,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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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有条件和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摘 要]在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其急速社会变迁产物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观照和反映这一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理论解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家在讨论如何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有效推进社会建设之时,与此相关的林林总总的西方理论必然会成为关注和借鉴的重要来源。一方面,因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西方世界曾经遇到的问题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因此,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和一般社会科学叙事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的;但另一方面,西方理论也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或准则,因为经济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相异,源自西方的理论并不能够直接搬用到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之中。由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磨合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历史职责就是通过这个空间中的相互磨合,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在现阶段,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建设所应着力的重点和制度瓶颈,并制定出相应的改革路径和解决手段,就有可能在社会建设方面找到一条切合实际的中国道路。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着名经济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多丰富的国家了。”
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关键词]社会建设 西方理论 普遍性 特殊性 中国经验

表1.1中国人口与人均GDP变化情况

  

时间 1500 1600 1650 1700 1750 1800 1850 1875 1900 1925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1世纪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标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主题语或话语解释框架也悄然间发生了转变: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了“以社会建设为重心”。近十年来,“社会建设”已然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热点,甚至成为王思斌所说的当代中国的“国家景观”。鉴于西方或欧美社会近代以来一直走在全球现代化的前列,并且作为其急速的社会变迁产物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观照和反映这一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理论解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料,在讨论如何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有效推进社会建设之时,与此相关的林林总总的西方理论自然会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们关注和借鉴的重要来源。再进一步,人们也意识到,因为经济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相异,源自西方的理论并不能够直接搬用到中国的社会建设现实之中。由于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磨合空间,而在这个空间之中如何使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相互磨合,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自然成为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们的历史职责。

人口 110 160 140 160 225 329 433 413 472 527 582 668 820 983 1136

  

人均GDP 630 630 630 630 630 630 500 568 697 973 1325

  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基本脉络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尽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自古代希腊以降,人们就在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论的感召下,描绘过各式各样的理想社会,并留下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不朽著作,但这种有关美好社会的理论及其建设方略大多流于空想和议论;只是在近代以来,具体说是在现代社会学诞生以来,才成为一种相对完善的并力图付诸实践的系统努力。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
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

  众所周知,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社会学是传统社会断裂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因传统社会断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的产物。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所以会出现在19世纪的西方,是因为此前几百年以来开始出现的全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导致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秩序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转型,而“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社会学的诞生不过是西方知识界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一种反应而已。将社会秩序或整个社会的重建视为自己的学科目标,决定了社会学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社会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社会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建设理论。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
(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

  社会学的诞生背景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基础及其导致社会学产生的社会力量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就其基础而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现代意义上的“社会”(society)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其间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主义运动,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出现”,才使得“社会”能够真正“作为一个统一体为人们所想象”。这也是自那以后,有关社会的分析常常与国家或民族国家相对应来讨论,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建构近年来更是成为一种社会治理叙事的原因所在。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导致社会学产生的背后的社会力量,事实上也是导致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揖别或断裂的那些变迁因素,主要包括政治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改革和科学的成长,以及人数虽然不多但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阅听人的出现,等等。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18—19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推翻封建制度和神权政治,为法国资本主义登场开辟道路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整个近代社会变革的象征。但从直接的浅表层面上看,社会学的出现最初则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它孕育并造就了社会学中的保守主义传统。工业革命也是一样:一方面,作为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它造就了现代分工体系和科层制度,确立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也是这次大推进,在摧毁城市封建行会和农村庄园经济的同时,造成了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大批破产,成为无家可归的无产者;而随之而来的都市化既造就了中产阶级,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成,也带来了拥挤、贫困、污染、噪声和犯罪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正是这两次大变迁所带来的这些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使得人们对秩序的寻求,进而对建立一门致力于恢复秩序、重建社会的社会科学的需求凸显出来,而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
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作为“社会学之父”,孔德是第一个提出恢复秩序和重建社会的社会学家。受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启蒙主义和伯纳尔、梅斯特尔等人的传统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孔德的社会学理论体现了对进步和秩序的双重追求。就启蒙主义的影响而言,孔德和他同时代的其他法国知识分子一样,相信理智和进步,相信人性具有可完善性的特点,同时也相信凭借科学的作用能够发现自然和社会秩序的规律性并作出相应的预见。而就传统主义的影响而言,孔德与那些贵族思想家一样,对推翻了教权和王权、推翻了既存秩序的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恐惧与不满,他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确实受到了政治、社会、道德乃至学术方面的混乱状态的威胁。如此,传统主义者鼓吹的社会秩序也成了他最为关注的主题。他公开申明:“唯有全面重建才能结束现代重大危机,这种重建工作,从精神角度而言主要在于建立一门足以适当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

  在孔德之后,尽管其他经典社会学家们提出的理论各异、所做的努力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对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之初所遭遇的社会危机做出的回应。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学家是耽于个人幸福或个人享乐的利己主义者。即便是斯宾塞这样的拥护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个人主义者,也强调作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个人应该也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护社会的生存。因此,经典社会学家们无论在何种个人生活境况下,都首先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欧洲文明当时所遭际的社会和文明危机——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也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与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危机。比如,在韦伯眼中,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进入20世纪之后,社会学的大本营也移师美国,有关社会建设的理论探讨不但进一步学科化、具体化,而且在先前的经典社会学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等不同范式。这些范式的分野,涉及社会学家们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及相互关系所持的基本看法,以及研究人性或社会秩序时所应采用的基本策略或研究路径。事实上,这些理论范式不但是社会学家对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解释模式,也是他们进行社会批判和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

  社会事实范式包括了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冲突论两种最为流行的理论流派,它们都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及影响,区别只是在于前者看重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秩序,后者则看重社会事实间的冲突和无序。迪尔凯姆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奠基人,在其之后,帕森斯继承了他的社会整合思想,希望“通过社会化使规范、价值、信仰即文化系统成为行动者的自觉,从而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同结构功能主义相比,社会冲突论虽然在马克思、齐美尔和韦伯那里已经获得了全部理论意蕴,但它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获得的。社会冲突论对社会学理论的意义在于,它看到了冲突包括阶级冲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这一理论对社会建设的意义则在于,它揭示了冲突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促进社会整合的纽带。其实,因为“秩序”与“冲突”常常是现代社会学中一对最为常见的术语,这两种理论在诸多社会学主题上都多有交集。以社会分层(中产阶级理论不过是其中的一隅,尽管是现代社会最有吸引力的一隅)和社会流动研究为例,无论是结构功能理论还是冲突论,都看到了分层的整合功能,只不过功能的分层有利于社会整体的整合,而冲突的分层也许仅有利于利益群体的整合;再进一步,一个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则因为能够修改分层的边界而为达到总体的整合与和谐提供了可能。

  除了社会事实范式以外,其他几大理论范式同样在解释人性和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理想社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例如,社会行为范式的代表人物心理学家斯金纳和社会学家霍曼斯,因为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他们都曾尝试通过对人性的控制和改造建设理想社会。在当代,类似的思考延续下来。例如,在有关社会信任的研究中,无论是布尔迪厄和科尔曼,还是帕特南和福山,他们的贡献都不仅在于意识到了信任或社会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前提,是社会整合的心理力量,而且在于指出了一如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信任或社会信任同样是可以培育或建构的。又如,在齐美尔和韦伯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释义范式认为,社会现实并不是独立于个体而存在的,而人的社会行为也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现实派生出来的。相反,社会现实的意义存在于行动者的主观解释之中,因为正是通过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间的社会互动,通过与他人的有目的的交往,才会不断发生、形成和改变着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再如,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批判范式,经过曼海姆、卢卡奇和葛兰西之手,将这种批判的锋芒从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主要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从而为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出现做了学理方面的铺垫。而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巨擘,哈贝马斯也意识到,不论现代西方社会已进入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还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或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出现的矛盾,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因此,只有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www.2138com,  其实,在上述有关社会建设的纯理论社会学探讨之外,从现代社会学诞生甚至更早的时间起,直接面对社会重建之难题的经验研究也从未停止过。无以数计的政府官员、慈善人士、医生、律师、教师、企业经营者、社会名流、独立从事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职业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者,“都在探讨如何建构和重建社会秩序,并且都依赖通过经验知识获得解决之道”。这些努力影响到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相关法律的制定:继1883年和1889年德国俾斯麦政府分别制定《疾病产孕救济法》和《老年、残疾和死亡救济法》之后,西方国家都开始陆续推进与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家庭援助、贫困救济、就业保障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在英国1948年宣布成为福利国家之后,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等北欧诸国更是在此方向上后来居上而取得辉煌成就,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公正的再分配机制以及具有强烈的参与理念的公民社会,成为全球样板。与此同时,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在社会学、经济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铺陈开来。

  从孔德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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